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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国柱估计这些人听完后肯定会觉得自己其实也没大事，分担顶罪人的负担非常不公平，等这些人再为此事闹起来后，蒋国柱再把之前他们互相陷害、告密的信分发一下，估计就能让黑名单上的缙绅们彻底反目成仇——蒋国柱计划分三批到四批把这些富户都抓起来，没收财产，然后卖给四川人。至于查抄所得，蒋国柱计划把一成送给北京，用三成购买四川的债券，剩下的用来养兵。

在给北京的报告中，蒋国柱吹嘘了一番自己的忠诚和干练，拍着胸脯保证，至少能够给北京运去一百万两银子。

把蒋国柱的奏章轻轻地放到了桌子上，索尼沉吟了一会儿，对鳌拜和苏克萨哈说道：“现在江南如此混乱，归根结底还是在邓名身上。”

“正是。”鳌拜和苏克萨哈异口同声地答道，然后一起满脸期待地看着索尼。

不久前康亲王杰书又上了一份奏章，认为等拿到漕银后，清廷就可以挥师西进，取道潼关入陕西，集中河南、山西等地的绿营精锐于保宁、重庆，再加上精锐的河西兵，与邓名再次决一死战。

杰书显然不愿意灰溜溜地返回北京，而且无论是他还是遏必隆，都对淮安的失利相当不服气，认为如果不是因为水网密布，江南人心浮动，侦查不利加上朝廷一再催促等原因，他们不会遭遇挫折。而从保宁、重庆出发，只要粮秣准备充足，辅兵和牲口带得够多，完全可以走陆路攻击成都。

只要攻陷了成都，那所有的动荡不安自然都迎刃而解，就是和邓名拼个两败俱伤，也能阻止他继续无休止地利用水师优势骚扰湖广、两江、浙江、山东——与其让官兵在这么大的范围上疲于奔命、处处设防，还不如集中人力、物力荡平了四川。

这个计划鳌拜和苏克萨哈也是认同的。作为去过四川的战将，鳌拜表示，他认为走汉中这条路攻击西川是完全可行的。虽然路上没有什么人，但确实可以靠大量的民夫和畜力来解决运输问题；对于陆战，清廷也还有一定信心，而且北方的军队士气也还不错。比如河西的赵良栋，就多次叫嚷有信心把邓名一举荡平——在邓名烧死了洪承畴、袭杀了胡全才又生擒了郎廷佐后，敢这么喊的人就没有几个了；而在高邮湖、浙江和山东之战后，赵良栋这样的好汉就更稀罕了，若是去打成都的话，赵良栋这样的猛将一定要带上，他的好搭档张勇和王进宝不用说也得一起去。

只有索尼依旧担忧，进行这样大规模的动员会让清廷有被掏空家底的危险。

要是能一劳永逸当然好，那花多少钱都是值得的，而且还能靠象牙和翡翠来弥补损失——高明瞻不是说西藏都是满嘴长牙的大象和用来当门垫的翡翠吗？

可若是战事不利的话，那清廷又该怎么办？

“若是几年前我们肯下这样的决心，现在就不用坐在这里发愁了。”鳌拜见索尼又没了下文，焦急地劝说道：“如果我们现在舍不得花这笔钱、下不了这个决心，那再过些年，邓名的流窜范围只会变得更大，朝廷的负担更重，说不定到时候我们连下这个决心的能力都没有了，那才是追悔莫及啊。”

第五十四节 霸气（上）

尽管是在战争期间，但川西依旧有大量的奢侈品通过重庆流入北方。象牙不用说，一直就是宝物，现在就是翡翠也取代了原本玉石的地位——除了翡翠硬度高、色彩漂亮以外，主要原因还是因为翡翠有稳定的货源。日渐兴旺的珠宝生意让北京相信四川那边确实遍地是黄金，打下成都肯定能弥补朝廷的财政支出而有余。

这几年来，邓名陆续往四川搬运了几百万人口了，按说川西也重新变得人口稠密，能够让清廷的大军有机会沿途征用粮食和人力了。辅政大臣手中没有西川人口的准确数字，他们估计现在西川应该有三百万壮丁以及和这个数字差不多的壮妇，而这个估计是根据南方的督抚的奏章得来的。

一开始邓名到长江中下游时，各个督抚为了推卸责任，拼命把邓名的收获往少里说，竭力想让朝廷相信邓名在他们的家门口损失折将。不过同时督抚们又使劲夸大邓名在他们那里的所得，目的当然也是为了进一步推卸自己的责任，表示匪势庞大都是他们邻居造成的；而后来皇帝死在高邮湖了，承认官兵小挫似乎也不是什么大罪了，东南督抚就开始遮遮掩掩地报告邓名从他们那里掠夺了一些人口，同时一如既往地造谣夸大邻居们的损失，以证明自己被掠去的人口实在是微不足道。

那个时候，辅政大臣经常是往各省报上来的损失人口里加上一些，加以修正。现在形势又发生了变化，地方官似乎纷纷有夸大损失的倾向。因为他们发现超报损失可以理直气壮地贪污丁税，所以动辄就是川贼大掠某处，一抢就把某府、某县的几十万壮丁席卷一空——现在清廷的要求已经很低了，这种奏章搁在五年前送上去绝对是要杀头的，而现在只要力保县城不失，朝廷就会勉励一番——所以辅政大臣每当看到这种报告，已经不是往损失的人数上再增加，而是尽量地挤干里面的水分，“严禁”邓名如此猖狂地劫掠人口，他们本来是应该向朝廷缴纳丁赋的。

索尼今天一直没有明确表示意见。他也很清楚，只要不能打消邓名的嚣张气焰，地方官府对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