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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开了半扇门,站在门口说:“总统先生,内政部长来了。”里面有轻轻的说话声音,塔赛尔转过身向部长微笑着,罗杰·弗雷伊就走进总统的私人房间。
这间房子里几乎没有什么东西。他经常在想,这间房子与住在这间房里的人,好像不怎么相称。右边是高而大的三扇窗子,像外面的客厅一样,通过窗口也可以看到花园。在这书房里,也有一扇窗子开着,虽然刚才从客厅走过门口时,从花园里传来的鸽子的咕咕叫声有点减弱,但是到了这间书房里,声音又听得见了。
在那些菩提树和山毛樟树下,静静地埋伏着手持自动步枪的警卫人员。这些人的枪法都是百发百中的。但他们中如果有一个人被二楼窗内的那个人发觉的话,那么麻烦就来了;如果所采取的安全措施被他发现是干扰了他的私生活,就会使他愤怒。这件事使杜克勒感到责任重大,因而没有一个人羡慕他这个保护总统安全的工作。总统认为对他本人采取任何形式的保卫措施,都是对他的一种蔑视,使他非常不高兴。
房间的左侧靠墙有一排书柜。书柜前有一张路易十五时代的桌子,上面摆着一只路易十四时代的钟。地板上铺着的地毯是1615年在夏乐特皇家地毯工厂编织的“肥皂厂地毯”。总统曾经告诉他说,这个厂在织地毯以前,原来是个肥皂厂,因此生产的地毯一直沿用这个名字。
这个房间里的东西没有一件不是俭朴的,没有一件不是庄严的,也没有一件不是风趣的。全部的陈设几乎没有一件不显示出法兰西的伟大。罗杰·弗雷伊想;这还应该包括坐在桌子后面的那个人。他现在开始站起来,用他平时一贯的谦逊的态度向弗雷伊问候。
内政部长回忆起驻巴黎的英国首席记者哈罗德·金,他是戴高乐私人挚友中惟一的一个盎格鲁萨克逊人。他曾经向部长谈起过这位总统的言谈举止,说他不像是20世纪的现代人。从那以后,弗雷伊在每一次遇见总统时,没有办法想象这个穿着讲究的高个子,同旁人一样对他的下属能待以尊敬和有礼貌。他曾这样期望过,但是他的希望落空了。他也不能忘记,有那么几次,这位可尊敬的老人,真的被他所不喜欢的事激怒的时候,他就大发脾气,用士兵们在营房里讲的那些粗鲁的话骂人,使他周围的人或内阁成员目瞪口呆。安全工作与总统的不高兴,可以说是连在一起的,因而当弗雷伊想到他手提包内带来的文件,以及即将提出的要求时,他几乎要发抖了。
“我亲爱的弗雷伊。”
这个穿深灰色上衣的高个儿,从他经常坐的那张大书桌后面站起来,走到桌子边上伸出手来表示欢迎。
“尊敬的总统先生。”他握住伸出来的手。至少从外表看来总统情绪还不错。办公桌前有两把以第一帝国时期的博韦织锦蒙面的靠背椅。他给让坐在其中的一把上。戴高乐把作为主人应尽的义务完成后,回到他那一边背墙坐下。他靠在椅背上,双手的指尖摆在面前光滑的桌面上。
“亲爱的弗雷伊,我听说你有紧急事务要见我。好,你有什么事要说呢?”
罗杰·弗雷伊深深吸了一口气,然后开始简明扼要地解释了前来的原因。他知道戴高乐是不喜欢喋喋不休的;当然他自己的长篇讲话不在此例,不过他也只有在作公开演讲时才如此。在私下里他是喜欢长话短说的,当他的几个比较爱罗嗦的属下发现这一点后,他们不禁感到有些惶惶然。
他在说话的过程中,桌子后面的这个人显而易见地变得僵硬起来了。他愈来愈向后靠,好像在不停地往上长。他从鼻尖下盯视着这位部长,好像这个一直可以信赖的属下突然给他的书房中带来了什么惹人讨厌的东西似的。不过,罗杰·弗雷伊知道在5米之外他面孔在总统眼里便模糊不清了。总统不愿让人知道他的眼睛近视,因此除了读讲稿之外,在公共场合他是绝不戴眼镜的。
内政部长结束了他的独白,也不过用了一分钟光景,提到了罗兰和杜克勒的评论,最后以“我公事包里有罗兰的报告”做结束语。
总统没有说一句话,把手伸过桌子来。弗雷伊把报告从公事包中取出,交到总统手里。
夏尔·戴高乐从上衣袋里掏出阅读用的眼镜戴上,然后把文件摊开在书桌上,开始阅读。
这时花园里的鸽子停止了叫声,好像知道现在不是叫的时候。罗杰·弗雷伊注视着窗外的树,然后望着桌子上吸墨纸旁边的黄铜台灯。它是一座很漂亮的文艺复兴时代的朱红色的烛台改装成的台灯,在总统五年的任职期内,有几千个小时,它都立在桌子上,照亮着数不尽的国家文件。
戴高乐将军读得很快,只花了3分钟,就把罗兰的报告读完了。他很仔细地合上文件夹,把手放在上面,然后问:“好,我亲爱的弗雷伊,你打算要我做什么?”
罗杰·弗雷伊第二次深深地吸了口气,然后他用最简单明了的词句像背诵似地向总统报告。他两次用这句话:“根据我的观点,总统先生,我们必须采取措施消除这个威胁……”他只用了33秒钟时间,甚至用了“为了法国的利益”这样的话。
总统打断了他的话,他那响亮的声音提到法国这个字的时候,好像这是至高无上的,他认为在他的这个时代,没有其他可与之比拟的。
“亲爱的弗雷伊,法国的利益是不能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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