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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部的血污洗净了，耳朵和头皮已经缝合。一条橡皮膏贴在被打破的鼻子上，从嘶嘶发响的张着的嘴里，可以看见两个门牙被打断了，只留下半截牙根。脸上其他部位也青肿得很厉害。

在浓密的黑汗毛下面，胸膛、肩膀、肚皮等处都隐约地看到有青紫色的肿块，显然是拳头、靴子和皮包棍棒踢打的结果。右手腕包扎着绷带和橡皮膏。

医生检查完毕，直起身来，把听诊器放回皮包里。他回转身向身后的人点了点头，这个人就敲了敲门。门打开了，他们两人走了出去。门又关上了，管监狱的人还插上两道粗大的钢门闩。

“真不知道你们是用什么打他的，难道是从一辆特别快车上扔下来的？”医生一边走过通道一边问。

“用了六个人才制服了他。”罗兰上校说。

“哈，他们干得可真够厉害的，差不多快把他搞死了。要不是他壮得像头公牛，那他简直完了。”

“只好这样啊。”上校回答，“他毁了我的三个人。”

“这一场打斗一定是够凶的。”

“确实如此。那么伤势究竟怎么样呢？”

“用外行人的话说：可能右腕骨折——我还没有用x光检查，左耳、头皮撕裂，鼻子被打碎。伤口和青肿多处，很多地方划破以及青肿，有些内出血，这可能恶化而致命，也可能自己慢慢会好起来。他的身体实在结实，我所忧虑的是头部，脑震荡是肯定的，是轻微的或者是严重的就不好说了。看不出来头盖骨受伤，虽然……这并不是你们的人无能，因为他的头盖骨硬得像块石头。不过你们如果不让他静养些时日，那么脑震荡将会恶化。”

“我们需要问他几个问题。”罗兰上校看着夹在手指上点燃着的雪茄说。两人从地下室走上阶梯，到了监狱诊疗所的门口，都停了下来。医生看着行动分局的头头，觉得有点讨厌。

“我知道这是监狱，”医生轻轻地说，“这是对付危害国家安全的人的地方，但我仍然是监狱的医生。在这个监狱里，凡是关系到人们健康的问题，都是我应该管的事。从这儿往回走过去，走廊那边——”他望着后面他们刚来的方向——“是你们的领域。我已经说得很清楚，在那儿发生什么事情，没有我的事。我也不必再说什么。但是我要说明：如果在那个人没有复原以前，你们要用你们的方法开始‘审问’，那么他就会死的，或者会成为一个神经错乱的疯子。”

上校听着医生提出的忠告，无动于衷。

“要多久才能复原？”他问。

医生耸耸肩说：“很难说，可能明天就清醒，也许要过几天，即使他醒过来，还不宜于审问——这是从医疗方面的角度说的。如果脑震荡很轻微，那也至少两个星期才能审问。”

“可以用一些特殊的药品吧？”上校轻轻地说。

“药是有的，但是我不想开药方。你可能拿得到这种药品，但决不会是从我这里得到的。不管怎么说，他即使能对你说什么，也是毫无用处的。他可能说的是胡话，也可能清醒不过来。如果能清醒过来的话，也只能让他自己恢复。现在用药品只会使他变成白痴，对你和对任何人都没有用处。他可能还要一个星期才能睁开眼睛，你最好还是等着吧。”

他说完转身回诊所去了。

但是医生估计错了。三天以后，科瓦尔斯基的眼睛睁开来了。

那是8月10日，这是第一次对他的审问，也是对他惟一的一次审问。

豺狼从布鲁塞尔回来后，花了三天时间，为他即将到法国执行任务作最后的准备和安排。

他把亚历山大·詹姆士·昆丁·杜根新的驾驶执照放在口袋里，出门到汽车协会总部，以同样的名字申请了一张国际驾驶执照。

他从专卖旅行用品的旧货店里，买了一整套皮的衣箱。其中之一他准备装进去的东西，是为了可以假扮成丹麦哥本哈根的詹森牧师。在整理行装以前，他先把从哥本哈根买来的三件衬衫上有丹麦制的标记拆下来，换在从伦敦买来的牧师衬衫，硬领，以及黑色的牧师服装上。除了这些衣服外，还有鞋子。袜子、内衣以及深灰色的轻质上衣，以便某二天可以化装成为詹森牧师。在同一个衣箱里，又把扮成美国大学生马蒂·舒尔勃格的衣服、运动鞋、袜子、裤子、汗衫还有一件风衣放了进去。

撕开衣箱的里层，就在衣箱硬盖的两层皮革之间，塞进了两张外国人的护照。他可能有一天会扮成这两个外国人。在已经装满衣服的衣箱内，最后放进去的东西是丹麦版的关于法国天主教堂的书，还有两副眼镜，一副化装丹麦人、另一副则是化装美国人时用的。他把两套不同颜色的隐形眼镜仔细地用薄纸包好，还有准备染发用的东西。

第二只衣箱里放进他在巴黎旧货市场买的法国设计和制造的鞋子、袜子、衬衫和裤子，还有长过膝盖的旧大衣和黑色便帽。在衣箱的夹层里，他塞进法国中年人安德烈·马丁的假证件。这只皮箱里还有部分空位置，他不久还要装进一套细的钢管，里面有一支刺客用的步枪和弹药。

第三只衣箱稍微小些，装进亚历山大·詹姆士·昆丁·杜根用的东西，其中有鞋子、袜子、内衣、衬衫、领带、手帕以及三件精制的上衣。在这个皮箱的夹层内，有几叠票面为10英镑的钞票，总数是1000英镑。那是他从布鲁塞尔回来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