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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手里抱着一个大箱子，对她点点头：好吧。

电话！她对我做了一个打电话的手势，然后回到车里，我看着她慢慢倒车出去，掉了一个头，向公路开去。

我把电脑和显示器分两趟搬入楼中，上了电梯，回到家，装好，给赵东平打了电话，告诉他我在农学院写不下去，所以回家写，赵东平听了也没见怪，只是说每天通电话，相互告诉一下故事的进展情况。

我走上阳台，站在刺眼的阳光里，看着楼下二环路上紧紧连成一队。行驶缓慢的车辆呆呆出神。忽而，我觉得自己坐在陈小露的车内与她谈话。忽而，我想起我们夜里的温存，一时间，心里极不是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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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就是想跟你上床——你这样，早晚把人吓跑了，我的建议——大庆把一杯扎啤咣地一声顿在桌上，手一挥，去他*的，操一次是一次，别的什么都甭想，想也没用。

说这话时，我与他坐在西四附近的一个空荡荡的酒吧里，此时正是晚上五点整，下班的人流就从酒吧外面经过。

吴莉好吗？

没信儿，放我那儿的东西也不拿，人就不见了，不知去哪儿了。

你们到底怎么回事？

不知道，没什么原因呀——

这一段吵过架？

没有——我天天在外面，她工作忙，回来就睡觉。

她说过什么？

没说什么——完蛋了。

大庆性格内向，自己的事儿往往不愿对人多说，这一点，朋友们都清楚，他谈论别人的时候，往往把事情的发生和结果讲一遍，然后加上原因及自己的分析，但对自己的事往往守口如瓶，如果他不想告诉你，你就别想知道。

我们默默无言，又喝了两瓶啤酒以后，大庆说：我接了一活儿，一连续剧，在上海，剧组在上海建，演职员都是上海人，后天走——你——混吧。

于是，我们就在酒吧门前分手，各自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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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庆走了，这一走，一去不回，听说上影厂导演室正巧要招几名年轻导演，大庆便留在了上海。又过了两年，大庆回北京拍摄一部纪录片，老朋友相聚。说到吴莉，大庆说吴莉当时给他留了一个小条后便搬到另一个城市，结了婚，生了小孩。用吴莉的话讲，叫做过上正常人的生活。而大庆也在上海找到自己喜欢的一切，爱尔兰咖啡，洋气的建筑，上海本帮菜。当然，还有皮肤细腻、身材细长、会说吴依软语的上海小妞。

也许，在某个夜晚，大庆还会记起北京的一干人，还会记起他的年轻时代的生活。也许，大庆仍在坚持找寻诸如生活意义之类问题的答案——但，走在深夜北京的街道的行人当中，委实缺少了大庆的矮胖身体，连同他的声音也不见了，朋友们有时聚会，偶尔会提到他，散场后，在某个路灯昏暗的街道边，歪歪扭扭走在洒着水的柏油路面上的建成，会指着一个在街头小便的醉鬼对我们大叫：瞧，那不是大庆吗？

第八章

第二部尖锐之秋第八章 从我自由职业以来，有个感觉时常浮上心头，那就是生活的不完整感，大庆就是一个例子，今天你与他志同道合，一起吃饭，一起苦闷，明天他就能远走高飞，忽然不知去向，朋友是这样，别的也是这样，没有一个具体的始终如一的目标在前面，没有一个东西把生活统一起来，我时常感到自己如同一块漂浮于河面的垃圾，随波逐流，两岸景色依次缓缓从身边经过，却跟我没有任何关系，到三十岁，我仍如以前一样，不知道我需要什么，什么东西又需要我，就这样晃晃悠悠地度过时光，远离一切具体的事物，伸手可及的永远是周围泛起的泡沫。是的，是泡沫，我内心不安，诚惶诚恐，总想抓住些什么。但是，当我伸出手去，捞起的总是泡沫，那些泡沫看起来仿佛是某种实在之物，待到抓起，才知什么也不是。起初，我还有些诸如焦虑希望之类的念头浮上心头，天长日久，终于麻木，看到身边希罕物件，连手也懒得伸一伸。于是，支离破碎的感觉便油然而生，是的，我的生活支离破碎，纷纷扬扬，就如同一片凌空飘扬的纸屑，没有痛苦，没有感觉，没有过去，也没有现在——然而，在认识陈小露的时候，我还不是这样，我为她的一举一动而魂牵梦萦，而且欲罢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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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庆走后，我失去一个平时没事儿也可以打打电话说说闲话的朋友，因此愈显孤单，于是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陈小露身上。我说过，我曾以为她会是我的救命稻草，让我看到新的生活，或者和我一起去建立新的生活，虽然那种生活是副什么模样我到现在也无从想象，但当时我却抱着一种幻想似的热望，我以为我们可以各自挣脱出身边的一切，我以为我们可以改变点什么。即使没有变好也不要紧，变坏也无所谓，至少，我认为一切都是可以改变的。

于是，我用三天时间写完手头的提纲，然后打电话给陈小露。告诉她，我的工作暂告一段落，打电话前，我甚至准备一篇长篇大论，用来讨论我们的将来。可惜，陈小露告诉我，她很忙，最近两天有一门课程结业考试，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