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龙书评》第一辑(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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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金田起义的背景和原因)
纠正作者一个错误,清政府流放犯事的王公贵族,都是流放东北方宁古塔或者西北新疆一带,不可能流放到广西。但作者也说对了一半,广西一直属于“穷山恶水”、“烟瘴之地”的化外之境,属于流放犯人的特别区域之一,(不过都是流放犯事的平民和军人),在和当地土著杂配,遍布全省。这些人犯本性犯上,又遭流放,自然对清政府怨毒满胸,蠢蠢思动,自清初就不断有人造反,经久不息。
广西、湖南边境的农民,其军事经验已远远超过多年未曾训练的绿营士兵,太平军的中下层领导,也在这些仇杀中,迅速的成熟起来。当日的粤湘桂边境,犹如一个火药桶,仿佛今日伊拉克、阿富汗一般。正如洪秀全诗所说“待到风云齐聚会,飞腾六合定坤乾”。广西、湖南的百万虎狼之众,只待一个纲领,一个偶像,将他们有效的组织起来,就能成为一股改变乾坤的巨大力量。
而大量涌入广西开垦土地的客家人,与广西本地土著居民之间矛盾重重。广西土地本就不多,客家人与本地人经常为了夺佃、夺耕问题发生武装械斗。由于天地会叛乱的影响和军事教育作用,客家人和本地人村社之间惨烈的仇杀很快升级,广西、湖南农村社会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很快趋向军事化。由于客家人之间缺乏血缘纽带的联系,使得他们的军事组织脱离血亲民团的原始形态,而极像近代国家常备军的组织形式。
同时,由于鸦片战争后二千多万巨额赔款以及五大港口的“开放”,白银外泄,鸦片蜂拥入内,国内的银价高涨,钱价暴跌。铜钱也在贬值,清朝前期一两银子折合一千钱,到了太平天国运动前夕,在广西出现一两银子换二千二百文钱的惊人局面。由于钱贱银贵,商业陷入混乱,无形中使得乡村农民和小地主阶层的负担一下子加重了三倍多,更多的人破产破家。政府从来不体恤民情,更加如狼似虎催逼赋税,相互之间的关系形同水火。
这还不算,1851时,全国人口四亿三千万,广西人口约七百八十万,但全国人均土地只有一点七亩,而广西竟然仅一点一亩。比例严重失调,进而造成米价飞升。中国老百姓老实,无田农民为了活命,不少人自平原举家迁入蛮荒山区,开山布种,烧野种田,垦山刨食,江南、福建一带称这些人“棚民”,广东称“寮民”。“太平天国”大名鼎鼎的杨秀清、李秀成两人即是这种人出身,贫寒到骨,糊口而已。
还有导火索则是乾隆末年清政府为了帮安南(越南)国王打仗,派大军自广西等处进攻,结果损失惨重。清朝的军事行动不仅对广西当地人民造成巨大的人财力消耗,清政府还把米谷、银饷等开支算在当地人身上,对广西人民造成极大的负担。此外,加上地方官员贪黩,虚报增垦数字,巧取豪夺,致使广西农民不断被开科加赋,民不聊生,种下无数动荡的种子。特别是“金田起义”前夕的广西,更是旱、涝、蝗、雹不断,饥民遍野,僵尸满路。在这种情况下,清朝官府仍旧敲骨吸髓般进行压榨,民众“仇恨的怒火”到处燃烧。
此外,明末清初之际,南明的永历帝最终在云南被吴三桂所杀,广西仍旧有不少李定国等南明将领的手下士兵散落于乡间山林,也有南明湖广籍旧部避难于其中,被当地人称为“山湖广”。这些人与壮族、瑶族山民杂居,势必把反清复明的思想也代代流传下来,这是太平天国起义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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