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一章 思潮(1/4)

放下包袱，骑在驴子上仿佛整个人都轻松了几分的孙钰便赶去上值了。

只是大约半时辰的光景，陈文的补觉计划就被突然来访的胡二给彻底打断了。

“陈先生，王经略有请。”

看着胡二那堆积着笑容的脸，陈文的起床气一下子就没了释放的通道。知会过孙铭，若是吴登科上午来听《左传》，就叫他下午带着那些乡党一起来找陈文。在此之后，陈文便和胡二一起前往大兰山老营。

进了中军大厅，陈文行礼如仪。而后王翊挥退了闲杂人等，只留下他和王江，便开口说道：“辅仁这些时日过得还好？”

陈文拱手一礼。“多谢经略挂怀，孙司库一家待在下极好。”

“孙司库一向慎言慎行，倒是对辅仁却称得上推崇备至。”

陈文知道，王翊所说的乃是孙钰举荐的他的前事。“孙司库谬赞了，在下不敢当。”

看着陈文的表情，王翊很清楚这显然只是陈文的谦辞，继而他说道：“本官和王副宪商议良久，今有一要事准备托付于辅仁，不知辅仁可否为我二人分忧？”

“王经略但说无妨，在下自当尽力而为。”

王翊顿了顿，说道：“监国殿下准备再次派遣冯侍郎作为使臣，前往日本借兵助战。辅仁博闻强识，口才更是了得，本官打算向监国殿下举荐辅仁为鸿胪寺寺丞，充任副使，与冯侍郎同行。”

赴日乞师？

这段历史陈文倒是很清楚。从1645年的弘光元年到1659年的永历十三年之间，浙江抗清集团先后八次以个人或是鲁监国朝廷的名义赴日乞师，其中前四次是由周鹤芝主导的，因为其人与日本萨摩藩主有旧；最后一次则是朱之瑜的个人行为。

而剩下的三次，便是冯京第在长崎“哭秦廷”的第五次、冯京第和黄宗羲同行再赴长崎的第六次和鲁监国被日本和尚诈骗的第七次。

陈文想了想，按照史书的记载，现在到舟山之战爆发前，好像鲁监国行朝都没有再赴日乞师过啊！

是黄宗羲写漏了？

还是我这只小蝴蝶翅膀子扇得劲儿有点过大了？

不过，这些都不重要。

陈文记得，关于赴日乞师，其实当时的浙江抗清人士并不是铁板一块，甚至包括兵部尚书余煌和肃虏伯黄斌卿都对此表示反对。其中黄斌卿是害怕支持此议的周鹤芝借助日本萨摩藩的势力对他不利，等周鹤芝不再主导之后，他便派了他的弟弟跟着冯京第去日本；而余煌则认为此举是引狼入室。

相对的，赞同的一方则包括首辅张肯堂、侍郎冯京第、御史黄宗羲和平夷侯周鹤芝等人。

其中冯京第为反驳余煌，提出了吴三桂借清兵导致眼下满清占据中国十之八九的局面，而此刻借兵日本则是因为无地可失，能击败清军就是赚了的奇葩论调。另外对于日军军纪问题，冯京第则表示嘉靖朝作乱的倭寇都是些海盗和浪人，他要借的都是日本正规军，所以不可同日而语。

在书上看到这段历史之后，陈文毫不犹豫的就把冯京第划进了东林党棍的集合之中。所以，当王升提出要陈文随他见冯京第时，他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找机会逃跑，因为他实在没兴趣和这种人讲理，哪怕他是那种能够做到临危一死报君王的忠臣。

而作为一个现代人，陈文在这个问题上是余煌的绝对支持者。

身在此时，残明危如累卵，陈文能够理解他们那种急于抓住救命稻草的心态。但是，作为一个来自于21世纪的中国人，他很清楚近代对于中国的百姓伤害最深的国家是谁。就算今日此事与他无关，他也绝对无法认同这种做法。

因为这是原则问题！

不过嘛，原则归原则，话却不能说得太直白，虽然他并不清楚王翊对此事的看法，但是陈文却知道，王翊与冯京第、黄宗羲二人的关系匪浅，甚至和黄宗羲是儿女亲家，这样的关系使得他必须注意措辞。

“在下少时读书，曾经看到过这么一件事。”

“祥兴二年，崖山海战，宋军大败，左丞相陆秀夫背负天子投海，随行的十多万军民亦相继跳海殉国！消息传到日本，日本举国茹素三日，以悼念大宋的灭亡。”

这个故事并非出自信史，而且日本方面也没有相关记载，只是陈文在论坛上看到过的。

听到这段话，王翊和王江不约而同的认为陈文赞同赴日乞师的国策。可就在这时，只见陈文话锋一转。

“此事过后，日本和当时还叫做高丽的朝鲜的国内在哀悼华夏亡于鞑虏的同时，却出现了另一种思潮，他们称其为华夷变态。”

“所谓华夷变态，说的就是当华夏亡于鞑虏，蛮王夷君入主中原，华夏文明创造者汉人则沦为下等民族。那么，曾经的华夏就变成了蛮夷，而他们这些接受了华夏文化思想的蛮夷则相应的变成了新的华夏。”

所谓华夷变态，其实来源于日本江户时代前期长崎藩上报给德川幕府的中国形势报告书，也叫唐船风说书。该书涵盖的时间范围正是满清入主中国的那段时期，而日本则认为这个时期是中国变为夷狄的过程。因此，日本将该书所记载的事情和记载的时期称之为华夷变态，而这种思想也实际深远的影响了后世的日本对华态度。

在当时及后世的日本人和朝鲜人看来，这个时期，中国逐渐沦为了蛮夷的殖民地，汉家衣冠被剃发易服的严刑峻法扼杀，华夏文明的道统被满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