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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员在关闭豺狼旁边的窗户时，问他是否同意。他转过脸去看那个女人，40岁不到的年纪，漂亮而有风度，雪白的手臂和高耸的胸部。她只有一个人。豺狼向服务员表示没有意见，同时向服务员身后的女人微微地点了一下头，那女人向他淡淡一笑。

这顿晚餐是值得赞许的。他要了一份用松木烤的斑纹鳝鱼和用炭火煎的腓利牛排外加香料，罗纳河畔的醇酒，酒瓶上没有招牌，显然是家藏陈酒，是从旅馆老板酒窖里拿出来的。餐厅里每个顾客都喝这样的酒。

在他喝完了冰冻果汁后，听见那个少妇低声对服务员说把咖啡端到休息室里去，服务员鞠躬而退，似乎称呼这女人为“男爵夫人”。过了几分钟，他也要服务员把咖啡端到休息室，他自己则先走了过去。

当晚10点15分时，托马斯接到从出生、结婚和死亡登记处打来的电话。那时他正坐在办公室的窗前，朝外望着已经冷清下来的街道。这时，餐馆里不再招呼迟来的顾客，汽车也不再往来穿梭了，这一带的办公室已经没有灯光，无人照看，冷落得很。只有这幢特警处的办公楼里却是灯火辉煌，即使很晚的时候也还是如此。

在一英里外喧闹的滨河市区，死亡登记处也是电灯通明。在这里，贮藏着成百万张死亡的英国人的死亡证。托马斯派来的六名警士和两名探员还趴在一大叠文件上。偶尔站起来去找那留下来值夜班的登记处职员核对一下文件。

那个带队的年长的探员打来个电话，他显得那么疲倦，但口气中却似乎是乐观的。因为申请护照的人没有死，所以在死亡登记的卷宗里没有他的名字。现在有一个希望出现了，他们有可能从查对成千上万张死亡登记证的折磨中解放出来了。

“亚历山大·詹姆士·见丁·杜根。”等托马斯回话后，他宣读了这个名字。

托马斯说：“他什么情况？”

“生于1929年4月3日，地点是桑博恩·费修利，属于圣马尔科教区，在今年6月14日通过正式的手续，填写正式的表格申请护照。第二天护照发下来了。6月17日邮寄到申请书上所写的地址，这个地址可能只是接收邮件的。”

“那么为什么是他呢？”

“因为亚历山大·詹姆士·昆丁·杜根在1931年11月8日，也就是他才两岁的时候，就在他家乡的一次公路车祸中被撞死了。”

托马斯思考了一会儿。

“过去一百天之内发出的护照，还有多少份没有检查？”他问。

“大概还得检查三百份。”电话中回答，“那就让其他人去检查吧，万一其中还有另一个冒充的人呢，”托马斯对他指示说，“把工作小组交给别人负责。我要你到收到护照的那个地址去查一下。你找到了那个地方就马上用电话告诉我。如果那里有人住着，就去找住户谈话。把有关那个假杜根的详细情况都带来给我，并把存档的那张附在申请表格上的相片一起带来。我要看一下杜根这小子化了装之后的模样。”

快到11点时，高级探员便来电话了。那地址已找到，是帕丁顿市的一家出售烟草和报刊的小店，就是那种有一扇玻璃窗贴满妓女的地址广告的小店。店主就住在小店楼上，已被叫起来询问过，他说他经办过替没有固定地址的顾客代收邮件的业务，酌收费用。他记不起有哪个常客名叫杜根的，不过可能是那个杜根只来过两次，一次是谈妥由该店替他代收信件，第二次就是来领取他所期待的一封信。潭索普的相片给店主看了一下，可是他记不清了。探员又把护照申请表格上的那张杜根的相片给他看，他说他好像见过这个人，不过说不准。他觉得那个人很可能是戴着墨镜来的。很多到他店里来购买陈列在柜台后面的se情杂志的顾客都戴着墨镜。

“把他带来，”托马斯命令道，“你自己也回来。”

接着他拿起电话，要求接通巴黎。这天晚上在法国内政部的会议开了一半，电话又来了。

勒伯尔在接电话之前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格尔索普不会用他自己的名字进入法国，除非他乘一艘渔船偷渡进来，或者在某个比较偏僻的边境处入境。但他认为一个有经验的职业刺客是不肯这样做的，因为在任何地方检查证件时，会发现他的证件手续不全而遭逮捕，他的护照上没有入境印章。但也没有任何人用却尔斯·格尔索普这个名字在法国的旅馆登记入住。

总档案馆、边防检查站和巴黎警察局都证实了上述论点，所以会上没有什么争论。

勒伯尔继续分析说，有两种可能性。第一种是这个人没有设法弄到一张假护照，他认为并没有受到怀疑。如果是这样话，警察在他的伦敦公寓就可以把他逮住。但事实并非如此，因为托马斯警长的人在他公寓里发现衣橱里挂的衣服之间有空档，放衣服的抽屉是半空的，洗漱和刮胡子的用具都不在了。这说明此人离开伦敦出门去了。这个情况也被他的邻居所证实，邻居说格尔索普是驾车到苏格兰去旅行了。对于这一点，无论英国和法国的警察都是不相信的。

第二种可能性是格尔索普弄到了一张假护照，这就是英国警方目前正在搜寻的。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可能还没有进入法国而在其他某个地方完成他的准备工作，但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