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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他说到这里，几个在座的人都纷纷提出了质问。

“你是说他很可能在这里，在法国，甚至已在巴黎的中心？”亚历山大·桑根纳蒂急着问。

“问题在于，”勒伯尔解释说，“他有他的时间表，这只有他知道。我们已经调查了72个小时，仍无法知道我们接触到了这个人的时间表上的哪一点。我们能够有把握的是，这个刺客除了知道我们已警觉到存在着一项暗杀总统的阴谋之外，并不知道我们取得了什么进展。因此只要我们辨明了这个用新名字的人的真面目，并且探明了他的行踪，我们就极有希望逮住一个根本想不到自己会落网的人。”

可是会议还是不能平静下来。一想到刺客甚至可能就在距离他们不到一英里的地方，而且在那人的时间表上很可能把暗杀总统的日子就定在明天，他们每个人都焦虑万分。

罗兰上校沉思着说：“当然，也可能那个格尔索普，通过那个他不认识的中间人瓦尔米，从罗丹处获悉计划大体上已经暴露后，就离开他的公寓去销毁他的准备工作的物证。譬如说，他的枪和子弹可能现在已被扔进了苏格兰的某个湖泊。这样，他在回家时，就可以在警察面前显得一千二净。在那种情况下，想对他起诉便很难了。”

与会者考虑了罗兰的设想，同意的人逐渐增多。

“那么，上校你说说，”部长说，“如果是你被雇来干这件事，当你知道，虽然你的面目尚未暴露，可是计划已经败露，那时候你将采取的就是这样的对策吗？”

“当然，部长先生，”罗兰回答，“如果我是一个经验丰富的刺客，我就会想到，一定有什么地方保存着我的档案。既然阴谋败露，那么警察登门以至于搜查住所都只不过是个时间问题。因此我一定会把物证销毁，那么有什么地方比一座远离本地的苏格兰湖泊更合适呢？”

会议桌周围向他露出一副副笑容，足以表明那些人是多么同意他的推测了。

“可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对他放手不管。我还是认为我们应当找到这位格尔索普先生。”罗兰上校说。

一副副笑容都消失了。好几秒钟，周围一片沉默。

“我还不大懂你的意思，我的上校。”纪博将军说。

“简单得很，”罗兰解释道，“我们发出的命令是要把这个人找到并且消灭掉。他可以把他的阴谋暂时抛开，可是他不一定会把他的装备也都毁掉，只不过为了逃脱英国警方的搜查而把那些东西隐藏起来而已。事后他又可以卷土重来，做一套甚至更难识破的新的准备工作。”

“不过，如果他仍在英国的话，英国警察一找到他肯定就会把他拘留的。”有人说。

“不一定。而且我还真的怀疑他们会不会拘留他。他们或许只是认为他有嫌疑，而没有证据。而我们的英国朋友对于他们所津津乐道的‘公民自由权’真是敏感得要命。我猜他们可能会在找到他后对他进行盘问，然后由于缺乏证据而把他放走。”

“上校说得当然有理，”森克莱插嘴说，“英国警方靠运气偶尔发现了这么个人。他们这种让一个危险人物逍遥法外的做法，真是愚蠢得令人难以置信。罗兰上校的部门应被授权来一劳永逸地使这个格尔索普不能再为非作歹。”

部长注意到勒伯尔在众说纷纭之际一直一言未发，毫无笑容。

“好吧，勒伯尔，你认为怎么样？你是否和罗兰上校一样认为格尔索普现在已在放弃、隐藏或是毁掉了他的装备和准备措施？”

勒伯尔抬眼看了看左右两边排列着的、期待着听他怎么回答的面孔。

他平静地说：“但愿上校是对的。但恐怕他是错了。”

“为什么呢？”部长的问话像刀锋那样锐利。

勒伯尔温和地解释说：“那是因为他的推理虽然合乎逻辑，却必须以格尔索普确已决定放弃其行动计划为前提条件，而且要以他真的做出了这样的决定为根据。假如他没有做出这样的决定呢？假如他并没有接到罗丹的消息，或是虽然接到却依然决定照样干下去呢？”

顿时一阵叽叽嚓嚓表示不满和惊慌的声音响起。只有罗兰一言未发。他默默地思考着，从桌子那边凝重地看着勒伯尔。他脑子里想的是勒伯尔真是头脑敏锐，在座的人看来谁也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勒伯尔的思想和他自己的思想一样现实。

就是在这个当口，英国打来了给勒伯尔的电话。这次他去听电话听了20多分钟。他回到会议桌旁后又向大家讲了10分钟，人人都一声不响地听着。

等他说完后，部长问道：“现在我们该怎么办？”

勒伯尔仍以他冷静的态度从容不迫地说出了他的安排，就像一位将军在部署他的军队一样。会议室中所有的人虽然级别都比他高，却没有一个敢提出异议。

他最后说：“因此，我们就这样投入这场悄悄的、周密的、全国范围的大搜查，要找到这个以新面貌出现的杜根，而英国警方则到航空公司售票处、横渡海峡的渡口等地去查记录。如果他们先找到他的下落，要是他仍在英国土地上，他们就把他逮捕；要是他已经离开英国，他们就通知我们。我们如果在法国境内找到了他，就把他逮捕。如果他是在第三国，我们或者等着他毫无疑虑地进入法国时在边境上将他逮捕，或者……采取其他行动